主治醫師苦口婆心地跟罹患精神分裂症的拳四郎講說：
「頭上都是頭皮屑，你這樣蓬頭垢面的樣子，怎麼會放心讓你出院？」
「衣服要收好，垃圾要丟掉，你看你餐盒還丟在這裡，都發臭了。」
「不要在整天都躺床，要出去活動活動，去參加體操或是去唱歌都很好呀。」
拳四郎總是千篇一律的回答：
「我很累，沒有精神。」
「我做不來的，你快讓我出院啦。」
整理儀容和環境是社會公認的價值。
參與病房活動是精神科病房評估病情的指標。
「價值」或是「指標」對拳四郎都是不怎麼重要的事。
他不喜歡為了迎合醫療人員而喪失他頹廢的個人風格。
拳四郎已經三十二歲了，為了讓他能快快重回社會，這樣的任性是不被精神科病房、社會，甚至是父母可以接受的。
他不想要住在病房這個限制多多的地方。
但是，沒有達到和醫師約定的標準，他就必須一直困在精神科裡。
以拳四郎的角度去想，「價值」或是「指標」卻是我們用來迫害他的工具。
為了在社會環境下順利地生存，不光是拳四郎，我們都必須做出某種程度的「妥協」或是「犧牲」：
學生必須為了成績而努力讀自己不想看的教科書。
重症病人必須為了控制病情而忍耐不下床趴趴走。
醫療人員必須為了醫院評鑑而維持人力充足的假象。
不想參加考試的學生、不想困在病床的病人、不想理會評鑑的醫療人員，這些為了自己自由而奮鬥的人，都必須面臨龐大的社會壓力挑戰。因為在崇尚自由的過程中，藐視「價值」與「指標」卻會傷害許多人，其中握有權勢的人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反擊，以「瘋子」或「罪犯」的標籤來抹黑他們。
握有權勢的人為了維持「可以接受的虛假」變成「惡霸」。
追求自由的人為了展現「不可接受的真實」變成「白目」。
這些無窮無盡的價值觀之戰，是社會運動的種子。
而「惡霸」和「白目」透過醜化自己的犧牲來讓眾人得以反思，成為社會變化與進步的原動力。
「你已經死了。」拳四郎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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